埠上漢墓群位于邳州市車輻山鎮東北埠上村,東距梁王城遺址和邳州市山頭東漢墓地約2公里,2013年4月,由于埠上小學的校安工程擴建,需要對施工區域內地下文物進行搶救性發掘,由徐州博物館和邳州博物館對施工區域進行先期的考古調查,確定該施工區域內存在漢墓,需要進行發掘;2013年9月,徐州博物館向國家文物局申報該項目的發掘申請,在經過國家文物局的審批同意后,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發掘工作至10月底結束,根據墓葬群的地理地貌特征和考古工作的要求,以現有的教學樓西北角為基點,布東西向的10×10米的探方24個,實際發掘面積2600平方米,地表垃圾厚約1米,墓口多疊壓于其下(圖版一,發掘前墓群外景)。此次發掘工作,共發掘漢墓26座,其中西漢石坑豎穴墓18座,編號為2013PBM7—2013PBM14、M16—M20、M22—M26;東漢磚室墓8座,編號為2013PBM1—2013PBM6、M15、M21;并發掘墓上建筑遺址一處,編號為2013PBF1。(圖一,埠上漢墓群墓葬分布圖)。
一、西漢石坑豎穴墓
此次發掘的漢墓主體為西漢石坑豎穴墓,共計18座,多疊壓于次生的土石混合層之下,封土均已不存,部分墓葬被現代人盜擾,盜洞回填土中發現有生活垃圾以及墓葬殘損的陶器碎片。
西漢墓多順著山勢東西排列,墓坑多為南北向,石壁鑿制不精細,墓壁未見鑲補痕跡;由于山勢不平,部分墓葬的墓口用塊石砌筑平整。豎穴內填土來源不一,小型墓葬均用開鑿墓坑時的山石混合山土回填,其余的(深豎穴與夫妻合葬墓)多用淺黃色的土回填,部分墓葬的填土經過夯筑,豎穴填土中見有回填的鐵钁,多銹蝕;豎穴一般長2.7—4、寬1.5、深3—4米,如M11,南北總長360、東西寬290、殘深280厘米,方向95°,包括單人墓和夫妻合葬墓,多為木質棺,多朽爛,部分棺髤紅漆,如M26;隨葬品多寡不一,少者僅陶罐1件,如M17;多者10余件,如M26(圖版二,M26夫妻合葬墓墓葬結構)。
此次發掘的西漢墓共計出土(釉)陶器、銅器、鐵器、玉器、錢幣等140余件,器類涵蓋了西漢早期的鼎、盒、壺、匜、盤等仿銅陶禮器,倉、灶、井、磨等中晚期的模型明器,以及帶鉤、眉刷、奩盒等生活類隨葬品;同時,還出土了玉璧、玉環等喪葬用玉(圖版三,M19出土玉璧和玉璜)。
二、東漢磚室墓
東漢墓主要集中于發掘區的西部,如M1-M6,墓葬均為南北向,東西并列分布;平面呈南北向的 “甲”字形或者長方形,在墓室的倒塌堆積中,發現有楔形磚倒塌堆積,原墓當為券頂;墓壁多用長方形磚錯縫平鋪或者立置鋪砌,墓磚多模印帳幔紋、柿蔕紋、回文,中間用十字紋、中字紋及田字格紋分隔,墓壁上下層之間組合成波浪紋或者同心圓紋;墓底用長方形磚、楔形磚、方磚錯縫或者通縫平鋪。大部分墓葬均于墓室前(南部)山體中開鑿一長方形斜坡形墓道,墓道內靠近墓門的位置多用大型塊石封堵墓門(圖版四,東漢墓排列)。由于早期被破壞,葬具多不存,墓葬內僅存部分肢骨殘骸。下面以M1為例說明其基本結構:
M1平面呈“中”字形,由墓道、前室、主墓室和祭祀龕室構成,南北通長741、最寬處216、殘深128厘米,方向175°,券頂不存,墓室內為五花土淤塞,長方形斜坡墓道,用長方形石板封門,中室南北用石板砌筑,北部用木質封門封堵主墓室(木門已朽),東西兩壁用長方形花紋磚錯縫平鋪,花紋磚為半圓形的同心圓紋,相接的兩塊磚之間的同心圓組合成水波紋,帳幔紋磚長38、寬24、厚9厘米(圖版五,M1東漢墓結構)。主墓室用長方形青磚鋪砌墓壁和墓底。隨葬品位于中室內,包括陶磨、綠釉陶壺、綠釉圈廁、綠釉陶灶、銅紐扣、骨簪、錢幣(“五銖”)等10余件。
此次發掘的東漢墓隨葬品約70件,多放置于前室或者主室的一角,其典型組合為施綠釉的倉、灶、井、磨、圏廁等模型明器,共出有錢幣、環首刀、鐵劍等生活類隨葬品(圖版六,M2出土隨葬品組合)。
三、發掘收獲
通過此次發掘,此處墓群為漢代墓葬群,墓葬之間存在疊壓打破關系,主要是東漢的磚室墓疊壓在西漢墓之上(主要為M2→M26、M18;M21→M22;M5→M24三組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年代跨度較大,如M21打破M22的西壁,M22出土半兩錢,為西漢早期墓,而M21為東漢的磚室墓。東漢墓主要為倉、灶、井、磨、圏廁等模型明器,不見東漢中期多見的幾、案等,時代下限為東漢中期。
西漢的石坑豎穴墓基本為東西并排分布,自西(山頂)向東(山腳)漸少,東漢的磚室墓集中分布,東西并排,隨葬品組合相近,可見此處墓地當為漢代的一處家族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土的西漢早期的陶器中,鼎為高足淺腹、壺為盤形底足,與徐州地區發現的早期深腹鼎、斜直壁足不同,也不見早期多見的鈁,可能受山東魯西南地區風俗的影響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