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梁勇,徐州博物館(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江蘇師范大學碩士生導師。從事文博工作30余年,出版專著有《西漢楚王與楚王墓》《徐州漢墓》《古彭求真》等,發表發掘報告與論文60余篇。
研究方向:漢代考古、博物館學及區域文化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考古報告的水平主要是看在相近條件下提取信息的比例與認知水準。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大批早期調查清理發掘資料相對簡單,信息量小。面對這種情況,特別是民國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重要資料,怎么辦?這是整個文博界面臨的問題。這就需要重寫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這也是再考古的潛力、前景所在。
以現在的考古技術和要求反觀早期發掘報告,或許感到有一些信息可以補充,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可以對有條件的特定項目進行再考古,重寫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盡量達到目前考古報告的要求與標準。以目前來看圖像類文物更需要和適合率先進行重寫工作,如漢畫像石墓、壁畫墓等。
所謂重寫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顧名思義是該項目曾經進行過正式清理發掘并發表過發掘簡報或報告,在沒有進行《田野考古工作規程》意義上新的清理發掘的情況下,采用新的技術手段再記錄與研究。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要求編寫新的研究報告,將其成果呈現出來。
二、項目的分類與選
以現有資源考量早期發掘項目,有些是可以現在重寫的,如徐州睢寧九女墩漢墓;有些則是無法重寫的,如徐州黃山隴漢代壁畫墓,壁畫毀了,具體地點也找不到了;有的則可以多次重寫,隨著技術的進步,認識的提高,文物本身保存較好,又很重要,如白集漢墓、茅村漢墓;有些是可以今后重寫的,這一類型就多了。術業有專攻,事項分輕重緩急,資源總是有限的,何人何時做何項目及具體工作,要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例如,在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時把重寫發掘報告因素加上,在文物布展、新建庫房需要移動文物時考慮進去,在做GPS定位、材料檢測時把重寫發掘報告的事項一起做了。
三、工作的標準
母庸置疑,重寫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應該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規程》有關要求來進行。只是不清理發掘,在既有的條件下收集補充以往的資料空缺,完善以往的不足;包含但不限于《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有關要求,應該與時俱進,盡量采用新技術新方法新規范。既然是重寫就要根據其條件增加重寫的特點。
朱青生先生主持的漢畫總錄項目注意了這一問題,其《漢畫總錄· 編輯體例》實際就是其標準的一部分,在他制定的登錄標準及其出版的《漢畫總錄》中漢畫像石登記兩個尺寸,即漢畫像石原石尺寸與畫面尺寸,這樣就較好的解決了尺寸混亂問題。同時設立了所屬墓群、組合關系、著錄與文獻等項目。
四、具體問題
重寫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具體問題:
(一)空間問題。時間空間是考古發掘的重要概念。空間既有遺跡本身的內部空間問題,也有與周邊參照物之間的關系問題。例如, 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江蘇徐州漢畫像石》中的一半以上的村級地名,作為當地的專業工作者已經找不到了,具體地點更難確認。早期考古報告線圖照片資料較少,如果沒有見過建筑構件,很難判斷其在建筑中的空間位置,這一點在漢畫像石墓的研究中尤為突出。定位必須用GPS,線圖照片盡量多用。
1955年徐州睢寧九女墩漢墓清理簡報公布的墓葬平面圖
2015年筆者復原徐州睢寧九女墩漢墓平剖面圖
2015年筆者復原徐州睢寧九女墩漢墓立體圖
(二)體量問題。一些早期重要考古資料曾被多次在相關資料中刊登,基本尺寸相差很大,即便是同一作者所著,有時也是不同的;各人,甚至同一人的不同時期表述也或有差異。
(三)加大學術梳理的力度。既是重寫,就必須進行學術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建設速度、規模、范圍可以講是空前絕后的,大量的考古發現成為前期考古成果的參照;急功近利與學術道德失范產生了大量的學術垃圾與謬誤,必須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非如此不足以形成高質量的科研成果。
2015年筆者對徐州睢寧九女墩漢墓畫像石的分類梳理
五、要與時俱進
重寫發掘報告工作不僅要抓緊,而且要與時俱進。圖像學是漢畫像石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漢畫像石圖像質量、數量往往決定著具體項目質量與水平。而早期的資料,即便是經過考古發掘的,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漢畫像石體量較大,早期制作拓片及拍照質量普遍不高,已不能適合今天社會的需求了,影響了研究與欣賞。微痕技術是上世紀新興的方法,以往主要運用于舊石器時期考古,近年也逐漸運用到古代玉器研究中,微痕技術也適宜于漢畫像石研究,特別是漢畫像石肌理研究。其他如造物學、力學、材料分析等方法技術的運用。
近幾十年學科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大數據為我們考量項目全貌提供了有利條件,項目本身也需要用現代新技術形成成果展示出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了更科學、更詳細的采集各種信息,數字攝影、地理信息系統、三維掃描、遙感等等數字化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于田野考古工作中。與之相適應的是,重寫早期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是時候了。
徐州白集漢墓航拍圖
徐州白集漢墓墓室高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