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漢代葬俗理性因素探析 ——“事死如生”的背后

      作者簡介 

      趙敏（1968-），徐州博物館藏品部，館員

      主要研究方向：文物研究

      有漢一代，盛行祖先崇拜，迷信鬼神，表現在葬俗上，就是“事死如生”，認為凡生人所需之，死后亦需之，折射出漢代人對死的重視和濃重的迷信，后代研究者對此思想也多有深入細致的論述，但是透過“事死如生”的表面，我們還看到漢代葬俗中理性因素以不同形式若隱若現地有所發展，金春峰先生對漢代社會思想的發展曾作過這樣的比喻：“正如兩股道上跑的馬車一樣，當一方面傾斜的太厲害，有翻車的危險時，人們就會自發地向另一方傾斜，以尋求安全與出路。”漢代葬俗發展也是如此，當“事死如生”的葬俗盛行，影響社會正常發展的時候，無論是上層統治階級還是下層士人都會對此作出理性的思考，在死亡來臨時也會采取異于流俗的方式，表現出高度的自 覺。鑒于此，筆者擬分不同人群對漢代葬俗中理性因素進行梳理，并就漢代理性因素產生、發展情況作一初步探討，以求證歷史之原貌。

      首先我們來看統治階級上層葬俗理性因素表現狀況。作為占主導地位的階層，他們言行舉止無疑大大影響整個社會生活。以“文景之治”在歷史上留下美名的漢文帝，從史書記載來看，這位克儉克勤的皇帝，簡直又有點多愁善感，當他前呼后擁經過霸陵時，想到自己千古后事，竟“倚瑟而歌，意慘凄悲懷。”然而，正是這樣一位皇帝，居然在其遺詔中宣布廢除喪事中繁蓐禮節，主張一切從簡，他以一個帝王身份提出如此主張，確實是難能可貴。從孝文皇帝認識到死亡物之大化，到要求自身葬式一切從簡，可以說，這個文弱的皇帝比起“開邊不已”的漢武帝毫不遜色，他向前邁出大膽的一步，這是歷史上統治者本人第一次自發要求從簡安葬，其積極意義應該是肯定的。作為首倡用理性目光自覺審視身后葬事的文帝，在歷史上并非沒有知音，一直到東漢，尚有許多當朝帝王認識到厚葬之危害，多次下令予以禁止。這說明漢代統治者中對葬俗的理性認識一直存在，只是沒有成為主流而已。檢閱當時的歷史現實，可以看出這種思想的出現并非偶然。秦未漢初，天下大亂之際，諸國王陵被盜者無數，如此悚目驚心、層出不窮的盜發現象，簡直是“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的絕妙注腳，不能不引起帝王們作出理性的思考，詔書中出現“以儉安葬”的論調也就不足為奇了。

      再者，統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則更為理智，在葬俗方面的思考已表現出唯物主義的傾向。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劉向在他的一篇疏諫中，引古證今，正反對比，進一步闡釋了“以儉安葬”思想，大大豐富了文帝的理論。貢禹更是從國家社稷出發，認為太多修墓匠徒，常年累月野外作業，造成“內多怨女，外多曠夫”的局面，是不利于社會安定的，并且憤怒譴責當時的奢侈之風。可以看出，作為統治階級中清醒的一群，極力挽救世風，即使作用不明顯，但是在漢代葬俗中已表現出強烈的理性因素。

其次，來看一下生活在社會底層——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大眾，在他們那兒是否是一味“事死如生”呢？翻閱歷史，答案是否定的。一般平民百姓，平日里生都不易，死后又哪里顧得上履行如此隆重的葬禮呢？再者由于地主階級兼并，貧富分化的加劇，就會出現“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田連阡陌”的局面。所以流行于統治階級上層的“事死如生”的觀念，即使影響到民間，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也無法實行，不過是“富貴辦棺木，貧窮席里裹”罷了。因此，我們認為漢代葬俗中“事死如生”的思想在下層百姓中間并沒有多少市場。

      假若統治階級上層在葬俗方面是以節儉形式表現出理性因素，尚含有為國家社稷考慮的話，那么到了兩漢士人這兒，則完全是由于生命意識的覺醒，更多表現為心理上的自覺追求。檢閱漢代士人言談舉止，可以看出他們已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覺醒，士人們開始把對社會關注的目光更多轉向對自身命運的思考。而且，漢代黃老思想盛行，這也在讀書人的頭腦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因此士人對于生與死的問題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在葬俗上也就表現出更為強烈的理性因素。

      隨著士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作為兩漢精神世界主體的士人，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形象表達了對死亡的覺悟，完全把死亡視作一種新的歸宿，在死生問題上的神秘面紗已被徹底掀開了，至此“事死如生”走出神話的迷宮。由于清醒認識到死的虛幻，使得漢代士人在葬俗上表現出異乎常人的理性。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隨處可以抬出一個個活生生的例子。反對“事死如生”，主張順應自然，不能不提一下楊王孫其人，他可是兩千多年來一位難得的明白人，他對死的理解可謂精僻，在葬俗上革新可謂徹底，他臨死前遺囑中對靈魄的不滅之說全盤否定，并憤怒譴責當時的流俗，發出強烈的呼吁：“于戲，吾不為也。”充分體現了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思想境界，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實是不多見，他開啟了漢代士人反對“事死如生”的先河，查閱典藉，步其后塵者亦不乏其人。這批清醒的知識分子，用理性的目光審視葬俗，對生與死看得十分透徹，均要求死后從簡安葬，與那些殫精竭慮為自己死后安排墓穴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已深深知道，人總是要死的，死即是了，死后回歸自然即是人的最高境界。以上事實表明在兩漢葬俗中理性因素已形成一股洪流，有力地沖擊當時社會風氣。

      本文由作者據原文精簡，原文刊登于《淮海文博》（第1輯），科學出版社，2018年

      《淮海文博》是徐州博物館主辦的學術性系列叢書，是打造淮海經濟區“科教文化中心”的重要載體。徐州兩漢文化資源豐富、漢代歷史文化研究成果豐碩，該叢書立足徐州，面向全國，重點關注淮海經濟區文博工作的新發現新成果，通過挖掘本地區豐富的歷史資源和人文內涵，推出具有前瞻性、指導性的學術精品，實現從文化傳播到文化創造、從文化選擇到文化建構的雙重超越，從而促進淮海經濟區文博行業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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